危废处置市场频现“怪象” 行业亟待进一步规范

产废企业多、处置企业少，行业整体缺口大，供不应求之下却仍有一批处置企业“吃不饱”；处置价格近期现非理性陡增，甚至在个别地区出现3个月涨价60%；行业自身备受各路资本追捧，然而集中度长期偏低，排名前10位的处置企业市场占有率仅为6%——这是记者近日在多方采访中，了解到危废处理市场的种种突出怪象。

　　随着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部“清废行动”及多项政策制度的密集落地，国家对危废处置的重视程度可谓空前，行业随之迎来重大利好。本应获得良性发展的危废处置行业，近期却接连出现“异常”，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现已有46大类、近500种排放物被划入危废范围。凡具有腐蚀性、毒性、易燃性、反应性或敏感性，对环境、人体健康造成危废的固体废物，诸如石油炼化产生的含油污泥、废酸废碱，炼焦行业的液化残渣、焦油渣，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的飞灰等物质，均需按照特定要求进行处置。

　　种类如此繁多，总量又有多少？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17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2016年，仅214个大、中城市的工业危废量就达3344.6万吨。

　　“但这并不能代表实际总量。”E20环境平台固废产业研究中心负责人潘功指出，除交由具备资质的专业持证处置中心外，产废企业可在政策允许的条件下自行处理一部分危废，而此数量并未被计入其中，同时不排除部分违排、瞒报等其他产量，因此实际总量比统计数据高得多。

　　有估算称，我国危废产量实际已超过1亿吨，与现有处理能力形式鲜明对比。截至2017年，我国持证单位的危废处理能力为6471万吨，实际处置量却只有1629万吨，产能利用率仅为25%。“即使剔除产废企业自行处理的部分，仍存在千万吨级处置缺口。”潘功表示。

　　多个省市出台的危废处置“十三五”规划，也可佐证“缺口”所在。为实现2020年供需匹配的目标，各地纷纷新增处置规模，例如广东、浙江增幅达156%，山东新增5.4倍、四川新增5倍等，从侧面说明了这些地区的现有缺口之大。

　　缺口大，意味着处置市场的供不应求，记者同时却发现“异样”——有的处置企业已达规模上限，逐渐“吃不下”了，有企业却仍存在“吃不饱”、产能过剩等情况。部分处置价格出现虚高，以焚烧处置价格为例，广西地区近期上涨约10%，河北3个月上涨约60%。面对巨大市场，行业自身却长期呈现“小散乱”特征，排名前十位的处置企业市场占有率仅为6%，难有“巨头”显现。问题重重之下，如何规划行业发展？

　　问题并非一日积累。在潘功看来，危废处置并非新兴产业，但近期大规模的环保督察行动、污染攻坚战等动作，加剧了行业内部博弈，由此带来市场波动。

　　一方面，处置政策是硬要求，处置执行却是市场化行为。行业长期被卖方主导，处置企业大多具有更强的议价权和盈利能力。加上近期环保执法趋严，大量过去未被重视的危废进入正轨处置渠道，价格难免出现非理性上涨。

　　“政策收紧就像挤海绵一样，水分被‘逼’了出来。‘突击式’处置多了，资源越来越供不应求，处置价格自然水涨船高。部分企业因此可能面临利润变薄、甚至入不敷出，有的宁愿铤而走险，也不愿交给‘正规军’处理。”潘功预测，这一价格有望在3-5年回归理性。

　　一方面，因危废行业分类众多，处理资源的分配却不平衡，不同类型废物的处置方式、技术水平、处理成本等差异较大。相比一些产量小、处置难的类别，处置企业更愿涉足产量大、利润空间足的处理类型，造成有的行业产能过剩，有的却难有人问津。例如，目前可处理25种以上危废的企业仅占企业总数的1%左右，而处理种类小于5的企业占比高达88%。

　　这一现象也引起了清华大学固体废物处理与环境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蒋建国的关注。他指出，一边是产废企业抱怨“处置不起”“找不到出路”，一边却是处置企业的设备“吃不饱”“难匹配”，该局面亟待扭转。“要知道，一个正规危废处置中心的建设非常不易，厂址选择、环境影响评价等要求均很严格，有的可能论证三五年也未能成行。因此一定要珍惜并充分利用既有资源。”

　　与此同时，除交由专业处置中心外，产废企业发挥自身能力，实现危废资源化、无害化处置，也是国家鼓励的方向所在。“某些物质虽被界定为危废，但其中仍含较高价值的组分，如像废铅酸电池、含贵金属的电镀污泥、废有机溶剂等，可通过熔炼、提纯等工艺处理实现再利用。有的甚至无需花钱处理，对方还要花高价向产废企业购买。”蒋建国称。对此，下一步还需加快构建危废协同处置和综合利用产业体系，提高危废利用总体处置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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